今天上海养老危机=明天中国的危机? [复制链接]查看:5608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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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光图片
中国正以一个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迅速老去。

为了走出这个可能会拖垮未来中国经济的大困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必须再次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度谋变,从现在主要靠人力的世界工厂迅速转型为靠人脑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
一个“快”造成的问题,必须以另一个“快”来解决。
问题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以及背后支撑的教育、创新等体制和社会土壤的改革,中国可以改得那么快吗?
也有人认为,生育政策的有序放开才是治本之道,而且中国说不定会很快从控制生育转移到鼓励生育。然而质疑的声音是,放开已来得太晚。在生育意愿很低的中国城市中,即使现在允许生二胎,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养老危机。
老龄化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老龄化对中国发展的挑战,不仅是未来老龄化程度太高的问题,而且是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的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劳动者能够创造出的财富得到增加,使更少的人口能够抚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这是中国解决养老危机的关键。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解决老龄化过程中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更为核心的是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劳动者能够创造出的财富得到增加,使更少的人口能够抚养更多的老年人口。因此整个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经济发展从依靠劳动密集和简单劳动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发展方式,通过经济结构的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更具生产性的老龄社会,才是解决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关键。
欧美国家经历的是比较慢的老龄化过程,他们伴随着缓慢的工业化、缓慢的老龄化逐步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完善其社会保障体系,因此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增强其社会保险基金的积累,形成相对整体性的运行体系。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固然是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也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同时带来老龄化速度更快。
当前,整个世界的新兴国家的老龄化程度都很快,这是普遍性的现象。但中国还多一层因素影响,就是中国是从农业社会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快速老龄化,是社会保险体系低起点起步的快速老龄化,因此老龄化对国家发展的压力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中国还受制于计划生育政策。例如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韩国这样的国家一样快,但因为其大国的背景、因为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巨大内部压力,老龄化问题对于国家发展的压力就更加显著。
因此,老龄化对中国发展的挑战,还不是未来老龄化程度太高的问题,而是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的问题。由于老龄化速度速度太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能以足够的速度调整跟上老龄化速度,同时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又不能再经济积累的支持上及时建构起来。因此老龄化快于经济转型,快于社会福利转型,老龄化社会对于人民福利和经济持续发展,就会形成负面的因素。
因此,人口转变必须和经济转变社会转变同时进行,如果人口转变速度快于经济转变,就要求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的转变加快。要求经济增长更好地将增长收益转变为社会福利体系。人口长期增长和人口结构转变具有内在规律性,从现在到2030年,我们必然会经历非常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这只能反过来要求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要加快,才能适应人口转变。
否则,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说明社会保障建设相对滞后,而社会保障的相对滞后或者说明生产力水平有待提升,或者说明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能及时地转变成为公民福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推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任务都非常紧迫。
中国的人口格局到了2030年将会发生整体性的反转,不仅人口总量会下降,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也会下降,老龄化也将在快速提高以后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社会抚养系数也将超过50%。中国人口中长期转变的速度将非常快,而现在已经没有漫长的时间来等待经济结构的转变。
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结构性压力巨大,如何促进经济转变,以及促进把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福利,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迫切的过程。老龄化过程对经济社会的压力也会很突出,但只能朝着加快经济生产方式转变和积极建设社会福利体系这个方向去寻找突破口
总之,如果经济转型过慢,就难以适应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对于上海来说,目前还可以利用大量的移民来缓解老龄社会的压力,促进移民和将移民吸纳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去。但对全国来说,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社会保险体系很不健全叠加起来,就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巨大阻碍。
人口快速老龄化将会制约中国未来发展,对全国型的社会保险基金平衡带来压力,到了那个时候,上海现在面临的情况可能就是中国所面对的,将可能形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中国就不可避免只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
放宽生育政策是根本
人口是长期的问题。如果情况已经变化,但我们的思想和政策不能随之做出相应调整,未来会面临严峻挑战。
左学金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
实际上我们未来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光是博士、教授的需求,还有很多传统的副业,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但这种需求在未来不会消失。
比如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是需要很多的人力来护理他,从吃饭到大小便到洗澡,这是非常劳动密集的产业,这个产业也很难说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比如在日本护理院,浴缸有一个机械手,可以把老人放到板上,翻到浴缸里洗,洗完了翻出来,让你擦干,穿衣服,但这已是很特殊的个例,机器替代人的工作非常有限。
现在有人有一种想法,劳动生产率一提高,养老问题就好解决了,但不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养老,都是积累金融资产,无论是养老金还是做金融投资,然而这些钱今后能买多少服务,取决于到那个时候我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到那个时候,提供服务的中青年非常少,有这个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又非常多,那一定会把护理价格、把服务价格抬得很高。到那个时候,你的购买力就非常有限。这些东西,目前我们大家很少提及。
所以说,储蓄怎么投?是全部投在储蓄资本上,还是要考虑增加对人的投入要高过对人口数量的投入,这是很重大的问题。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人口学的问题。现在有一种担心,放宽生育政策以后,会不会造成人口增长失控?
我感觉很多人还是一个传统的惯性思维,因为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受到人口过多的困扰,口粮都会发生问题,经常发生饥荒,很多人要饿死。人口太多,在过去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收入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产能也大大提高,很多东西都产能过剩,我们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供给能力不足,不是要大家勒紧裤带,而是要扩大内需,要刺激经济增长!
另外我们人口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人口增长率很多时候非常高,达到1%以上甚至2%以下,现在是0.5%了!
人口是长期的问题,如果情况已经变化,但我们思想不能随之变化,相应做出调整,未来我们会面临很严峻的问题。
我个人也在不同场合说过,生育政策这样的重要问题,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宜由政府某个部门来做决定,应该由全国人大充分听取包括政府不同部门、学界、公众等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来做出判断和决策。因为人大相对比较中立,而国家有关部门如果政策调整后,其职能可能会受到削弱。
最后编辑肖乐 最后编辑于 2011-06-15 10: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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